信息化平台配合显奇效 北京东城法院“攻坚”异地执行难

异地执行难一直以来都是法院执行中的一大痛点，异地被执行人查找难、财产查扣难、处置难等问题往往成为被执行人用来逃避执行的“避风港”。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高效运用信息化手段，与异地法院在联动协作上探索新方法，让“老赖”不能“赖”、“赖”不掉，确保百姓权益落到实处。

　　近年来，随着民事诉讼增加，尤其涉及民间借贷、投资纠纷、企业破产等问题的执行案件数量攀升。东城区法院执行局的数据显示，该院2018年执行收案11355件，较2015年的7506件上升了51.3%，2019年1月至10月已收案12622件。

　　在一起执行案件中，北京某餐饮公司因3起借款合同纠纷需要给付申请执行人刘某、张某欠款及利息共计105万余元，东城区法院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但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某以各种理由拒不履行，也未向法院申报财产，但餐厅仍在经营中。

　　东城区法院执行局法官王相杰介绍，由于从餐厅日常收款的二维码及设备中发现收款账户是杨某个人的支付宝账户，为核实该餐饮公司是否存在转移隐匿财产行为，东城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立即与杭州市下城区法院进行在线视频会商，通过事项委托平台发送协助调查材料，请求其协助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杨某的支付宝账户仅2018年6月一个月就入账150多笔，共计34000余元。东城区法院针对杨某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涉嫌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作出对其罚款10万元的决定。迫于压力，杨某很快与申请执行人就还款达成协议。

　　东城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副主任赵德江表示，近几年人民法院的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搭建的执行案件总对总网络查询平台，基本可以实现对被执行人财产的“一网查尽”。

　　“以前法院的查询能力有限，如果被执行人是外地的，只能查到他的银行账号，外地的企业、房产等财产信息查不到。查询平台的建立，大大便利了财产线索的查询。”赵德江说。

　　除此之外，自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平台上线以来，东城区法院执行局充分利用该平台异地事项委托系统的优势，向异地法院委托送达事项3238件，其中办结2865件；接受异地法院委托办理送达事项2339件。

　　赵德江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传统模式法官异地出差办理折算，这些对外委托事项相当于32名执行法官一年的工作量，现有措施节省了异地出差费用约300万元。

　　同时，借助最高人民法院搭建的事项委托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异地办理对存款、理财产品、股权投资、车辆、不动产的远程查封、冻结等财产查控措施，法律文书远程送达、异地办理执行调查等都可以高效便捷地实现。

　　赵德江说，通过事项委托平台，东城区法院与29个省区市300多家法院开展过执行事项合作。“通过这个系统，只需设立1名专管员、1台电脑，就能完成这些工作，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节约了司法成本。”

　　如今，老百姓的财产表现形式增多，财产转移速度加快。除存款、房产、车辆以外，信托、基金等理财产品、网络投资平台等形式越来越丰富，对法院执行带来了很大挑战。东城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刘晶表示，当前在我国网络支付渗透人们日常生活的情况下，针对被执行人运用网络支付账号将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混同等新形式的案件数量较多。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查控系统与阿里巴巴、京东等公司进行数据对接，已形成综合治理执行的模式。除异地法院外，越来越多的其他社会机构也积极参与到协同执行工作中来。”刘晶说。

　　除了对被执行人财产进行查控处置、对“老赖”进行拘传、罚款、拘留等“硬”措施之外，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将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拉进“黑名单”，限制其高消费行为，倒逼“老赖”主动履行。刘晶说，这种信用惩戒措施对失信被执行人的触动很大，起到很好的威慑效果。“今年中秋节、十一期间，仅东城区法院就有289名被执行人因出国、出行等受限而主动履行了义务。”

　　在刘晶看来，执行各配套惩戒措施、执行信息化建设、执行异地协同机制等正日趋完善，解决了很多以往人民法院解决不了的问题，让越来越多的“老赖”变被动执行为主动履行。